《细说三国》简介:细说三国 作者：黎东方西洋人谈西洋史，常常有某一民族衰亡，另一民族继起的说法，或是某一文化崩溃，另一文化诞生的说法。汤因比（A.Toynbee）与前人不同的地方，是改用“社会”一词，代替民族或“文化”，并且补充了一点：某一社会崩溃之后，其构成要素可能被次一社会所局部保存。汤因比喜欢说，“中国社会”在佛教进入之时已经崩溃，此后不再有中国社会，而只有“远东社会”。在实质上，中国史与西洋史不同。我们的周朝，十分灿烂，却不是昙花一现的希腊；我们的汉朝，十分雄伟，而不是一衰而不可复兴的罗马。我们中国人具有西洋人所没有的韧性，我们的朝代虽有兴亡，国势虽然有盛衰，而我们的民族自从埃及、巴比伦之时便一直屹立于东亚，不曾死亡，而且继续发展。我们的政府有时候好，有时候不好。政府好的时候，是治；政府不好的时候，是乱。治久了以后，难免有乱；乱了一阵以后，由于我们这个韧性的民族“江山代有才人出”，由于我们这礼仪之邦“十室之邑，必有忠信”，所以迟早会有非常之人，挺身而出，做成非常之事：“拨乱反治”。于是，希腊、罗马于乱了以后未能再治。而我们中国每逢“天下大乱”以后，不久便“形势大好”，一治一乱，成了中国历史的轨迹，虽则我们不可把这轨迹看得太呆板。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罗贯中，或其修订人毛宗岗，说出一句令人难以驳倒的话：“话说天下大势，合久必分，分久必合。”这等于说：“治久必乱，乱久必治。”这种话，西洋人说不出来。他们对于他们国家的未来，不可能有如此乐观的信心。“合久必分，分就必合”这八个字，与宇宙论中“一张一弛”的大道理，颇能相通，站在严格的历史科学的立场来说，分与合至少是极可能的趋势：“合久会分，分久会合。”至于，合久了何以不仅会分，而真的分了；以及分久了何以不仅会合，而真的合了？“人”的关系很大。位居要津的人，倘若有决心与能力，是可以挽狂澜于即倒的；倘若没有决心，又没有能力，那末，便常常把好的局面弄糟。两汉的大一统局面，维持了四百多年；种种机构已经磨损、腐蚀，不再管用。分的趋势，确已形成，外戚宦官之轮流把持中央，剥削地方，是病征，而不是病源。病的本身，差不多已到了无药可救的阶段。打外戚，除宦官，只是治标而已，治不了本。是所谓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，而不是固本培元，滋阴补阳。西汉初年之所以蓬蓬勃勃，是由于刘邦简化了法律，减轻了赋税，因袭了秦的“三权分工”制度，加上武帝以后之征用全国各地的人才，提倡以孔子学说为中心的学术......